[摘要] 政策都是少数人决定的，老百姓也搞不懂，你也搞不清楚他今天想什么招，明天想什么招，我觉得大河研究院不能去研究政策，不好猜出来。我们应该研究市场规律，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应该是什么。我只能讲以后怎么办，以后也不是说市场的以后会怎么样，我可能估计一下按照国际惯例看看我们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样。
华远地产[简介动态]董事长任志强参会是本次一大亮点，任志强观点犀利，独特，素有“任大炮”之称，不少人对他“爱恨有加”。本次，他又会带来什么新鲜观点呢？
研究院应该研究市场规律
政策都是少数人决定的，老百姓也搞不懂，你也搞不清楚他今天想什么招，明天想什么招，我觉得大河研究院不能去研究政策，不好猜出来。我们应该研究市场规律，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应该是什么。我只能讲以后怎么办，以后也不是说市场的以后会怎么样，我可能估计一下按照国际惯例看看我们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样。
现在谁有钱，我们就保障谁
一般来说，个发展阶段是人均一张床，1949年人均居住面积是4.2多平方米，但是建国30周年还没有改善。从世界各国来说，联合国提出的保障是你有一张床，意思是作为社会的安全网，不要让这些人掉下去，不要让这些人睡在大街上。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保障房已经不是这个概念了。现在已经不是保障你有一张床了，当我们说税收提高到3500块钱以后，应该纳税的是3000多万人，颠倒了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到底我们应该保障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至少从现在出台的标准来看保障的是中产阶级，就是谁有钱保障谁。
第二个阶段称“户均一套房”，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独立的住房，这个住房的概念解决了家庭的尊严问题。过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四合院，好几个人住一套房，或者合居，现在是群居了。第三个阶段是人均一间房，中国发展研究会提出来人均一间房水平达到60%，但实际上达不到。接着就是提高居住质量，当人们居住水平提高后就需要有更舒适的，而不仅仅是供应了，这就到了第四阶段即扩大住房舒适度消费阶段。
发展的过程需要高速的建设
在发展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用大量的住宅建设来满足住房需求。美国和英国在不同年份中，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首先是住房建设，到居住房屋达到了户均一套以上，就是1：1.2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下降。韩国占GDP的比重接近于9%，而我们国家现在约占12%左右，我们4万多亿的总投资，住宅投资占的比例很低，因为总投资里面大概只有70%是用于住宅的。我们现在全部的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的比重是22%，如果除去非住宅建设部分，我们占固定资产的比重大概只有12%到13%。其实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高速的发展期。
从世界各国来看，中国平均一个家庭拥有的房子不到一套。我们用这些证明了现在住宅发展程度是高的，这是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日本、韩国与中国的对比。在同期对比中，韩国、日本远远大于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在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后，是不是要进入这样的过程，如果要进入这样的过程的话，我们可能翻两三倍才能满足城市化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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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对象是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保障房应首先保障收入人群，收入者都没有保障，怎么能去保障中等收入的普通人？——茅于轼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几个新交付使用的保障性住房小区。仅在保利嘉园3号院、住欣家园、大方居三个小区，就发现马自达跑车、奔驰、宝马等多辆豪车。保障房小区频现“穷人”开着奔驰、宝马入住的乱相——保障性住房到底保障了谁？
户籍门槛是个错误
“保障房的对象是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个大方向本身就是错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据了解，保障性住房一直有户籍门槛，如北京保障房的分配只限于有北京市户籍的居民，而真正需要住房的北漂和外来农民工这些收入者，却因户籍问题而一直被忽略。
《国际金融报》记者连续数日通过实地观察楼层亮灯情况、走访房产中介的方式了解到，北京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小区普遍存在着入住率不高的现象。如保利嘉园、住欣家园、大方居等新交付使用的小区，入住率还不到50%。
对此，地产专家舒可心认为，入住率低一方面缘于我们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经适房、两限房，另一方面这些房子没有分配给真正需要住的人。他认为，中国更需要廉租房之类的具有保障意义的房子。
据了解，北京市本地居民的自有房屋比例已达80%，茅于轼表示：“实际上，城市本地居民并不是迫切需要住房的人，真正需要住房的是北漂和农民工这些低收入者。保障房对象是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保障房应首先保障收入人群，收入者都没有保障，怎么去保障具有中等收入的普通人？”
保障房不该用于出租
出租也是保障房小区一个突出的现象。《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不少保障房小区附近的房产中介公司挂牌招租的现象十分普遍。据巨锐地产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像北京的北辰福第、富力阳光美园、保利嘉园等几个新交付使用的保障房小区，有一半的房子被用于出租。记者在21世纪房产公司了解到，不少业主直接把新房钥匙托管给中介招租，与租户协商、签订合同等环节也均交给中介打理，中介只需把一年期租金汇到业主的账户即可。
对此，舒可心认为：“当我们通过劳动得来的财富积累到很高的程度，而有些人无法劳动或者劳动无法保障其生存时，我们就用纳税人的钱来建房送给他们，这就是所谓的保障房。”他认为，我们给困难户的房子是为了保障他享有基本居住权的房子，是要他自己用来居住的房子，而不是送给他一个造钱、赚钱的机器。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一个房子来出租赚钱，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保障房是一种“造富”？
保障房该不该给产权，一直是业界争论的焦点。茅于轼认为，保障性住房就不应该给产权。
茅于轼的理由很简单，经济适用房是给业主以有限产权的，这不仅使得保障房变得有利可图，而且以后收入增长了，不具备保障条件了，却能依然占据着产权，不能形成一个严格的内循环的退出机制，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可言。
《国际金融报》记者调查到，申请保障房时，隐瞒财产、造假的现象比较普遍。
“很多人凭借关系获得了保障房，有几套房子。”保利嘉园小区(小区网论坛)附近的中介告诉记者，因此茅于轼指出，“政府应该停止大规模建设经济适用房，而应该提供不给产权的公租房。”
据了解，像经济适用房、“两限房”这类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面积、居住条件，与一般的商品房相差无几，有的甚至比商品房还好。“实际上，如果保障性住房的条件没那么好，就会有效减少富人想方设法挤占穷人保障房资源的现象。”舒可心表示。
保障房除了解决收入困难人群的住房问题，也承担着拆迁安置的任务，部分北京居民在拆迁时既得了补偿款又分到了房子，因而这部分人有可能具备了消费豪车的能力，面对这样的“造富运动”，茅于轼认为拆迁只补偿钱就可以了，不要给房子，补偿钱让拆迁居民自己选择住在哪里。同时，对于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茅于轼也倾向于政府向其提供住房补贴，而不是大规模地兴建经济适用房，对于住房补贴的标准，可以具体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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