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镇化如何进一步推进？如何建立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些话题，是今年“两会”上探讨的焦点。
城镇化如何进一步推进？如何建立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些话题，是今年“两会”上探讨的焦点。
人口城镇化是关键
“新型城镇化要避免‘房地产化’和‘农民被上楼’。”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因此，必须处理好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关系，加快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推动农民工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
辜胜阻同时表示，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必须深化改革，从公共服务体制到户籍制度，到土地制度，涉及到数十项改革。
政协委员钱学明也曾指出，2000年至201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这表明，农业人口进城的多，落户的少。
蔡继明告诉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中，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但是，并没有产生与空间城市化相应的人口城市化。“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的，这样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的。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
人大代表、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说：“大城市、特大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强，这是不用质疑的。大城市一定要发展，中小城市也要发展，中小城市能让农民就地城镇化，降低农民城镇化成本。这一点德国做得比较好，值得我们学习。”
新型城镇化要避免形成“新圈地运动”
目前大家普遍担心的就是城镇化被简单的理解为房地产，滥占耕地，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新型城镇化应该避免牺牲农业和粮食搞起来的工业化、城镇化。粮食安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必须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相比，我国目前城镇化的集约程度还差得太多，所以城镇化应该重点在集约上下功夫，不能再盲目圈地铺摊子。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以我国目前人口密度相对比较高的上海为例，上海的人口密度也仅约为面积相同的日本相应地区人口密度的一半。我国东部一些核心发达区域占国土面积2.59%，集中了33.64%的GDP，但只拥有13.32%的人口。我国城镇及东部都市圈还有很大的接受人口的潜力与空间。我国在1965年-2001年的36年里生产向东部沿海城市不断集中，但由于户籍等原因，人口却没有相应地向这些都市圈集中，造成我国规模经济的形成。过低的人口极化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所以新型城镇化重点要集约发展，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目前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区不能以承载力有限为借口，拒绝或者拖延大量外来打工者的本地化融入及市民化问题。
城镇化速度并不快
据公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的数量从l978年的l93个增加到2011年的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19410个。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似的城镇化率增幅，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40年。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的城镇化规模，更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城镇化速度。
但在蔡继明看来，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仅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也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由于进城生活6个月以上就被算入城镇人口，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大概只有36%。因此我国的城市化率还是偏低，怎样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蔡继明说。
而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蔡继明坦言现行土地制度必须改革。蔡继明认为，现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农村大量土地被用于工业开发、商业开发，但农民征地补偿往往较低；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把失地农民妥善安置。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城市化严重地滞后于空间的城市化。
城镇化水平实际只有36%
我国目前名义上的城镇化率为51%，但实际城镇化率只有36%，也就是说有2.6亿人在城镇工作，基本上属打工者，有房者的比例低于1%。要让在城镇打工者能够买得起房子，享受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如果不解决农民变市民问题，继续让三、四亿甚至更多的农民工每年像候鸟一样到处迁徙、漂流，是很危险的，是低质的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大家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我注意到，在英国、法国、美国，他们的城镇化水平由25%提高到70%，大概花了80年、90年甚至120年的时间。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是17%，30多年后提高到了现在的52.6%，但这只是一个宽口径的统计。我国有2.6亿的农民工，至少应该有2亿左右农民工“伪城镇化”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所以学术界把他们称为“半城镇化”。要是把这一部分水分挤出去，按全户籍人口算，我国大概只有36%左右的城镇化水平，还是偏低的。
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这是一个误解，城镇化主要还是人口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低价拿走农民土地。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加快城镇化的投资计划，累计起来据说高达40万亿。有的城市千百年来的面积也就十几平方公里，最近两三年扩大了几倍，变成了30多平方公里。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
高房价是城镇化障碍
蔡继明主张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我不赞成小城镇遍地开花。我国的时候小城镇达到6万多个，现在也有1万多个。但小城镇很难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工业很难发展起来。应该在大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带领周围的中小城市、小城镇一起发展，形成一些城市经济圈，这才是未来的方向。
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疾病”，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迟迟没有得到转变，高投入、高污染、高浪费这种模式没有改变所导致的。所谓的大城市病，并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是不是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呢？事实上，上海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日本同样面积的土地人口密度的一半。我国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加在一起占GDP33.64%，但是拥有多少人口呢？只拥有了13%。为此，大城市还是有发展前景的。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曾说过：“如今的城镇化是热门话题，地产商琢磨怎么拿地，券商想着哪是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盼望着房地产调控赶紧放松。”
要想健康地推进城镇化的发展，高房价是行不通的。现在我国阻碍城镇化的障碍，就是高房价。在这种高房价下农民工怎么买房？不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城镇化的战略就难以落实。而要解决高房价，不是单纯地限制投资、投机需求，更重要的是加大住房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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