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老一代农民工最核心的工作理念就是“赚钱养家”，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休闲快乐”，这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
五一劳动节将至，在常年辛勤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中，能够休假，甚至有休假计划的人并不多。但不同于习惯任劳任怨的父辈农民工，一份工作是否“有闲”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考量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
老一代农民工最核心的工作理念就是“赚钱养家”，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休闲快乐”，这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
“我也不明白，转来转去也没啥名堂。做过洗碗工，帮过厨，送过快递，20岁的黄传福两年半的时间内转了3次行，“劳动节”三个字对他似乎意义不大，他最关心的，是尽快找个工作，他皱着眉头，年轻的脸上写满困惑，他困惑的是为何每一次转行都是由于“太辛苦又不赚钱”，而每一次的转行收入变化并不大，他不明白，为什么总是陷入“同等薪酬不断跳槽”的怪圈……
“过节要是能缓一缓就太好了”
“我学习不差的，初三时是全校二十多名呢！”20岁的黄传福嘴角微微翘起，有些自豪地说。由于家庭负担重，懂事的他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妹妹，自己未参加中考，就来西安打工了。
4月27日，记者遇到黄传福时，他正坐在劳务市场路边的台阶上，双手托着下巴思索了半天回忆道：“2010年才来西安时，为了学到手艺，擦地、洗碗、洗菜，什么活都干。后来慢慢有进步了，就开始在小饭馆里和面、拌扯面。有次压面机把手给割了，指头上那小撮肉都快掉了，我怕伤口感染就没和面，只拌扯面，每次手一使劲甩，伤口都会挣裂出血，就这，老板还骂我偷懒。”他低着头，用粗糙的手轻轻揉着那只曾经受伤的指尖，有些抽噎地说：“唉！一想到这，我就难受，我知道没念好书，但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现在就是受再多苦，也要坚持下去，以后有资本干自己喜欢的事。”
2010年，黄传福所在的小餐馆经营不善关了门，他就换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一个月能收入2000元，他的愿望是赶快工作，然后用这两年打工攒的钱学个车，以后当司机。说着说着他就乐了：“我从小就爱车，司机也是个技术活，不像在饭店当杂工，以后应该能多挣点，我一定要把驾照考下来，以后做我喜欢做的事。”
“什么喜不喜欢啊，别有这么多要求了，咱先找个活干着呀，要不连吃饭的钱都没了。”蹲在黄传福身边的哥哥黄传军，边说话目光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搜寻着前来招工的人，这个36岁的男人没念完初中就出来打工，现在已有十几个年头。今天是他们兄弟俩来这找工作的第十四天了。“我们就像每天来这上班一样，早上七八点来，下午五六点回。”黄传军这十几年一直在西安小饭馆打工。说到自己的未来，黄传军苦笑着说：“我能有个啥期待呀，把肚子吃饱就行了，我们家情况很紧张，我爸也都出来二十多年了，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现在年纪大了以卖早餐为生，挺辛苦。我还有个15岁的妹妹在老家上学，家里用钱的地方很多。”
听记者提起劳动节，他摆摆手笑着说：“我们兄弟俩没‘劳动’凭啥过节？愿望就是赶快找个活干啊。”黄传军停顿了一会，又认真地对记者说：“咱们都是下苦的人，过节要是能缓一缓就太好了。”
“我最希望孩子能活得不那么艰难”
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的父亲黄永利带着妻子离开商洛柞水的老家，去咸阳打工。为减少食宿开销，他们联系咸阳当地村民，以给人家保管机器为理由，住在村子的井房里，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父亲在当地干小工，母亲常年身体不好，主要在家料理家务，顺便在井房周围种点菜，这样就省了买菜钱。里边摆设也简单，就一张床，一个做饭的桌子，还有一个小的黑白电视机。“井房里夏天还行，冬天能把人冻死，风呼呼的。”说起自己的父母，黄传福心中是满满的惦念，“我妈的身体不好，她操劳一辈子了，身体状况一直很差，常年生病都舍不得去医院看一下，真的很清苦。”
现在，兄弟俩的母亲暂住在咸阳亲戚家，父亲黄永利目前在经营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早餐摊，妹妹在柞水继续读初中，上学期考了全班第4名，这是父子三人的安慰。
“我当年不到二十岁就出来了，现在都有十几年了，也没攒下钱。”由于现在城中村大量拆迁，黄传军不得不把住处一直找到北郊。租房的压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他说：“现在四五个平米的房子一个月就得二百多元，还有电费，伙食费，公交费，这怎么算，一个月下来紧紧张张都得一千三四，还是先找个工作干着吧。”
然而工作没有保障的生活让黄传军常常焦虑，他低头抽着烟说：“没办法，生活艰难，有时给亲戚朋友连都包不起了。我和我爸没办法了，只能干体力活糊口，希望我弟我妹能学点东西，有点出息。”家里的两个男孩都没能继续读书，黄永利觉得惭愧，他叹了口气说：“唉，孩子当时小，我一两年都回不了一次家，忽略了孩子没人管的问题，活活地把孩子给耽搁了。我累了一辈子习惯了，最希望孩子能学些技术，能活得不那么艰难。”
“有钱却没闲的工作叫人受不了”
“2008年甘肃平凉高中毕业，2009年在兰州做钢铁冶炼，2010年～2011年在新疆做电焊工，2011～2012年在西安做保险销售，目前从事销售类工作。”这是24岁的徐兆波的工作简历，他现在是某电器产品的销售员，这个小伙子之前频频跳槽的原因是“有钱却没闲的工作叫人受不了”，这个劳动节，他打算和别人倒班休息两天回趟老家兰州，他说：“怎么说也是过节呢，想办法也要休息一下。”
徐兆波50岁的父亲徐盛明目前依然在西安做粉刷工，记者遇到他时，他正提着一桶涂料上楼，头发上、身上沾满了白色的污渍，对于徐兆波的频频跳槽，他的态度很宽和：“娃大了，做啥把自己养活住就行，娃想歇歇就歇，家里总比我出来打工时宽裕多了，不给娃太大的压力。”但徐盛明打工20年来从没想过要过劳动节，他说：“咱这行没法放假，工期紧，再说干一天就是150元，节日出工这事，大家都没说啥。”
24岁的徐兆波穿着休闲装，头发很整齐，在人群中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的城市青年，他说，看一份工作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保证娱乐时间，徐兆波在新疆做电焊工月薪曾拿到过4000元，但这依然没有阻止他换工作。他说：“工作之外，我还要谈恋爱、运动，上网，想做的多了，可之前的工作太累了，的‘娱乐’就是休息做梦。”
来自河南的孔丹丽和3位小姐妹一起来求职，年纪的出生于1992年。她应聘工作最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双休日？宿舍内有没有配电脑？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多不多？
“只要能快乐工作、快乐生活，谁愿意背着行李到处跑？”韦丽丽来自四川绵阳，她做一份导购的工作一个月了，对她来说，快乐就是单位气氛好，节假日福利好，和她同时应聘上的有三四个姐妹，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公司计划组织他们“五一”游览一下大唐芙蓉园，她觉得很开心。
“保障‘同工同酬同休’
应该是个硬道理”
“每年就是过年时候歇半个月，除了病得爬不起来，一天也没休息过，每天起早贪黑也就刚刚维持住生活，哪里还能休假？”56岁的黄永利每天非常辛苦地卖早点，虽然离兴庆公园只有4站路，但他一次也没去逛过，他说：“每天累得就想睡觉，没想过逛公园。”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休假，农民工当然也在劳动者之列。然而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休假的态度截然不同，研究农民工相关问题的西安社科院研究员张永春这样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两代人对于宪法规定劳动者的“休息权”知晓率不同，老一代的农民工很可能从未听说，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对细节都很了解；另外，老一代农民工最核心的工作理念就是“赚钱养家”，而新生代农民工最注重“休闲快乐”，这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
长年累月超负荷工作的农民工中，很多人身心疲惫需要休假。但目前，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西安市劳动监察支队职能有限，目前还难以保障农民工的休假权，张永春调查发现，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身份以临时工为主，很多企业对于这部分员工的休息权并不太重视，他说：“保障‘同工同酬同休’应该是个硬道理，每一位劳动者都应有平等休息权，除了一些不能停下来的工作外，用人单位应该自觉落实法律与政策，尊重农民工的权益，同时，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做到有效监管，先从不让农民工缺席‘五一节’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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